文/夕岸
经典抗争政治的学者，一直试图去解决威权统治下镇压与反抗的不稳定关系。镇压不足无法扑灭社会抗议，镇压过度又会反向激化抗议和不满。而一国对反抗者的收买能力，又会对反抗的形式和镇压的结果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所以，威权政体总在找寻一个最优的平衡点，使其容忍一部分抗议的同时，能保持核心的利益不受到挑战。更重要的是，通过故意释放一部分社会不满，威权国家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解决了信息流通的困境。
民主国家靠选举、媒体和公民社会等勾连国家与社会，威权政权在缺乏透明信息管道的情况下，则是通过低度的社会不满和抗议，收集民间的信息，以进行更直接高效的管控。
这个镇压与反抗的基本逻辑，在数字时代迅速延伸到了审查与反审查领域。低度的审查起不到阻断和威慑效果，而过度的审查则可能激发大规模的不满。比如完全不封杀境外网站，“境外势力”的影响就过大了，但是全面封杀，又会打击面过大，牺牲一部分政权支持者的利益。
当政权和民众均将数字技术视为至关重要的沟通与动员工具时，对其控制权的争夺之战也就白热化了。这种激烈的互动反馈，从各国精细化的网络控制、多元化的网络反抗，就可以反映出来。
那么威权国家对数字技术的控制成效如何呢？在大规模抗议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敏感时期，国家常常采取干扰通讯或屏蔽关键页面的方式，来阻止人们在线上互联。不幸的是，除个别例外，大部分国家的审查机制太过初级，无法做到选择性屏蔽，所以一些政权在情急之下，就会选择全面断网。然而已有的研究显示，断网作为最极端的信息阻断行为，其噤声效果常常适得其反。2011 年初埃及抗议持续不断，穆巴拉克政权被迫断网断通讯，就让更多人走上了街头。
相比之下，一些国家可以采用的审查手段就高明了许多。正是因为审查技巧的高明，目前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官方对信息内容的控制上，即检测什么样的网站，内容容易被屏蔽和封杀。两年前，哈佛大学学者领衔的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一些国家对社交网站主要审查集体行动的动员，而非抽象的政治批评。这个重要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对信息内容的抓取和研究，却让更多人忽视了更宏观的信息环境问题。官方的策略当然重要，但人们如何回应这些策略，以及这些策略造成的长期现实影响，似乎极少人关注。
倒是民间的观察者们经常思考审查策略的可能影响，不过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结论截然相反。
乐观派认为，审查是一场作茧自缚的慢性自杀，关闭评论功能后，众人纷纷采用转发；封杀一条新闻，更多的搜索行为和谣言出现；关闭了一个网络组，更多网络组生长出来。
悲观派则看到审查机制对普通大众的压制性影响，逼迫人们进行自我审查。自我审查一直是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论点：威权国家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培养出一批在信息素养上具有“威权人格”的用户。在铁丝网拦截面前，网民们乖乖掉头，哪怕墙塌都不会向前迈出一步。
几乎所有的论断都能找到部分证据。其实对于非常明确的压制信息，人们的反应可以千差万别，一部分大众会妥协，也有一部分会采取激进化的信息模式加以反叛。乐观和悲观派所争论的核心，其实是面对审查采取妥协和反叛策略的比例。
但双方同时忽略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认识到审查的存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自然地浏览着网络，我们受制于网络空间的网速、代码和交流对象，而不是那盏时刻亮着的审查红灯。如果审查可以被看做一种数字镇压，其与反审查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实体空间的镇压与反抗还要复杂许多。镇压是一种明确的权力信号释放，审查却既可以大张旗鼓，又可以“润物无声”。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助理教授玛格瑞特·罗伯茨，选择了威权国家的审查策略的有效性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第一次考察了网络审查对信息流动的双重影响机制。为了更精确揭示审查与反审查的动力学，她将“人们是否感知到审查”这一点纳入了考量范围。
在官方的审查行为能被明确感知的情况下，在线数据与实验的结果更符合乐观派的预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明确的信息删除只会激发更多的好奇心，引发对同一个话题的进一步搜索，并形成更坚定的反审查态度。而对内容生产者而言，被删帖删文基本无法阻止他们继续创作。平均每一百个博客主，只有一个人会因为审查，而不再评论政治话题。所以，基于明确威慑色彩的审查，常常达不到其期待的效果。
但是除了直接噤声外，网络审查在信息操控上却颇为有效。相比直截了当的该页无法显示，各种更为隐蔽的审查行为，比如减慢网速，填塞垃圾信息，对信息的流通有着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事实上，官方从来没有封死所有的信息流通途径，而只是给不同的信息内容加设了不同的获取成本。
罗伯茨也发现，只要对信息获取稍加门槛，传播速度和规模就会显著降低，而整个过程中，很多用户压根不会意识到网络审查的存在。这个发现和之前无数的消费者调查一致，通过调整不同信息的易接受性，用户的购买行为会随之改变。随着墙的加高，翻墙也愈发成为类似的行为经济学问题：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你是否付得起浏览自由信息的成本。也就是说，如今的审查从“完全不让看敏感内容”，演进到了“你更可能看到非敏感信息”。
纵使这种审查威慑力无法阻止用户表达，也不表示威慑不会客观上阻碍信息流通。从用户对审查的短期反应，来推断信息流动可能受到的影响，可能的误差非常大。因为传播时机和传播网络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内容被删除后又再次发出，同样的内容由不同的人发出，传播效果的差异究竟有多大，是罗伯茨的数据所无法揭示的问题。
即使是前文提到的断网，是不是一定会对非民主政权造成负面的影响呢？断网的时机，线下的动员网络同样是两个可以改变最终结果的核心因素。加之世界范围内的断网与审查案例还都太少，国家间差异又太大，往往一个新案例的引入，就会刷新我们之前的认识。比如最新对叙利亚的个案分析又显示，时不时的断网和信息干预，不仅未激化集体行动，还成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大开杀戒的好时机。所以，不管我们如何自我安慰，断网与审查的绝对负面影响，一定大于其带来的意外正面效果。
我们并不知道从长远来看，一个压迫性的网络环境如何在各个方面入侵社会的肌理。这种侵蚀可能已经发生，只不过像潜伏的疾病般隐匿。至少在当下的国度，信息控制对社会的主要影响，并非通过审查让人们噤声，而在于通过提升信息获取的成本，潜移默化地操控用户的整个信息获取模式。即使用户的思维方式并未因国家的触手而发生改变，信息的流通也已经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上说，有效的审查都是静悄悄的，能被感知到的禁区，都不是真正的禁区。这个事实多少让人感到无奈：我们一边清醒地反抗，一边却清醒地被愚弄。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www.dun.im on November 2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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