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国家主席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为监管互联网机构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网信办，它现在正在承担一个新的角色：监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稳定业务现在已经结束。 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中国领导人都在关注新疆、香港和中国国内金融部门的国家安全风险。现在，习近平将注意力转向了在纽约上市的中国科技巨头以及推动其业务发展的数据。
这场新运动的表面触发因素是滴滴出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前夕，推进 44 亿美元的美国首次公开募股。尽管国内有人担心美国监管机构能够访问其大量的客户数据，但这家叫车公司还是这样做了。
滴滴出行 6 月 30 日正式在美国挂牌上市，正当要好好享受华尔街追捧之际，7 月 2 日就遭到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以维护国家安全数据为由，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随后几乎天天挨揍，App 被下架，在支付宝及微信的小程序也被删除。
网信办周日公告称，「滴滴出行」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
周二该公司新上市的股票在美国恢复交易时，下跌了 20%。
为了避免有人错过这个信息，周二晚上，中国政府的国务院和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罕见的联合指导方针，这将导致对海外上市的审查大大加强。总部设在北京的咨询公司 Plenum 的陈龙说，中国网信办 成为批准科技 IPO 的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滴滴出行的官方网站已于周三〔7 日〕晚上正式下架滴滴出行 App，用户无法再下载该应用程序。
滴滴出行的小程序在微信、支付宝已相继被下架。现时用户若在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滴滴出行」，将无法搜索到该小程序。不过，若用户曾使用过滴滴出行的小程序，仍然可以通过历史记录继续使用滴滴出行小程序。
滴滴出行之所以被打得满头包，有传出习江斗，也可能是习近平斗权贵，也有一说是，起因于不顾中国监管层多次沟通，贸然赴美上市，还特意选择在中共百年党庆之前赴美，「先斩后奏」，惹怒中南海。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网络监管部门曾要求滴滴在赴美上市前就其地图功能作多项更改，以免其泄露敏感的政府位置；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更指，网信办经常与滴滴交流，并提出超过 20 次更改要求。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网信办曾要求滴滴改变其应用程序收集和显示地图信息的方式，因担心这会无意中泄露敏感政府官员工作的地点。现时未知监管部门有否曾正式向滴滴提出整改的要求。
不过，网信办过去并未将应用程序整改，与要求公司延迟上市过程挂钩。
消息人士亦指，通常网信办要求企业改动其应用程序时都缺少清晰的法律基础，而网信办亦从未觉得自己需要跟随正式行政法律过程，但企业都会极之认真地对待网信办的要求。相关沟通经常是随意地通过电话进行。
报道认为，今次事件反映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如何成为北京的首要关注，因中国政府愈来愈担心大型科技平台通过控制数亿用户数据时拥有的力量。
《南华早报》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爆料称，滴滴出行赴美 IPO 是一件对中国政府监管机构的蓄意欺骗行为，强调滴滴出行根本就是「阳奉阴为」，激怒了「一些人」。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滴滴的高管在第二季的某个时候于北京会见网信办官员，双方仅口头讨论，没有书面记录。对网信办而言，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坐下来讨论，其实就是正式传达监管机构的指示，「没有反抗余地」。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向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央领导小组汇报，在中国政府刚刚宣布的加强对海外上市公司的监督，以及收紧未来海外上市的规则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该机构机构力上升的背后，是希望解决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共同的问题，仿乘用车影响这滴滴出行首次公开募股之前出现了混乱信息。
在庞大的中国官僚机构中，网信办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机构，其任务是对习近平使中国先生成为一个不受外界干扰或影响的超级大国的视角。
网络空间监管机构被授权加强了国家对数字信息的控制，该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企业监督，可能会加速中国和美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脱钩。
一边是网络空间管理局为首的中国监管机构，一边是在旅游行动，使中国公司更难在国外购买股票。他们在美国上市时正在加大力度，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因为他们提出了美国式的审计要求。
在中国，「网络监管机构已经成为新的证券监管机构」，专注于中国政策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政治经济学教授 Victor Shih 说。「投资者和公司将发现管理上市过程要更多麻烦。」
网络信息办公室没有对问题作出回应。
习近平在 2014 年成立网信办，从那时起，网络空间管理部门一直在推动制定国家权力的法律和法规。更大的权力，让私营企业分享从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借贷和其他业务中收集的数据。
网络信息办公室还在与中国最高证券监管机构和其他部委合作，保留关于所有权权益的规则。后者能够购买中国科技和其他敏感领域的公司，而不是直接拥有公司的投票权股份。
从本质上讲，该法律证据证明，这些数字数字记录应被认定为国家资产，可以根据国家需要进行深度或限制。
滴滴的美国 ADR 已经暴跌，因为中国政府在滴滴美国估价股票后几天就该公司进行了网络安全调查调查。
滴滴出行的一位早期投资者幸运地在调查公布前卖掉了他的股票，他指出，这些规定是故意模糊的。 「中国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为任何事情辩护，就像美国一样，」这位投资者说。 「习近平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不希望中国的顶级公司在美国进行 IPO。」
亲中人士说，在推动加强对海外上市公司的监管方面，网络安全管理部门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了解相关信息被认为是国家安全安全核心的信息规定，因此公司不应该向外国监管机构披露。
这可能使中国的规则与监管机构制定规则，增加美国的兴趣，使中国越来越多地满足双方的需求。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在寻求获得更多对中国公司审计的机会，还有一些公司进行了抵制，称自己的法律禁止他们向美国提交审计文件。而从美国市场退市。
讽刺的是，许多华盛顿的主要中国鹰派人士，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Marco Rubio，也不希望中国的顶级公司在美国上市。
除了拥有超过 4.9 亿用户的滴滴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冠军企业还包括运营相当于中国 Twitter 的新浪微博，以及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后者在 2019 年完成在香港的二次上市之前，曾是一家只在纽约上市的公司，为期 5 年。想象一下，如果像 Twitter 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只在上海上市，华盛顿的中国鹰派会有什么反应。
华盛顿的主要中国批评家不应该要习近平想要的东西，反之亦然。如果习近平认为阿里巴巴、微博和滴滴等公司在纽约上市对中国不利是正确的，那么总的来说它们可能对美国有利。但在周二，卢比奥告诉《金融时报》，允许滴滴在纽约上市是 「鲁莽和不负责任的」。
卢比奥和国会山的许多人反对中国公司迄今能够逃避美国的审计，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它们向海外会计师公开账目。
习近平的政府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签署的立法可以迫使任何不同意接受设在华盛顿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的公司退市三年。
习近平和卢比奥可能都同意，三年时间太长了。由于滴滴的失败，他们可能会比这更快地实现他们的愿望。
中国科技谣言 – 包括电子商务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企业集团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等都采用外国注册、美国上市的方式。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企业集团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滴滴出行-首次在海外出售股票时采用的结构。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将其视为中国公司获得国际声誉的一种方式，但习近平不喜欢这种模式，因为担心敏感信息落入外国外国公司。
纽约大学纽约州法律教授、《数字战争》一书的作者温斯顿-马〔Winston Ma〕说：这将是对中国证券行业的一次大规模收紧，「他是关于中国增长的技术的书。」几乎所有外国投资者如育基金和捐赠基金可以购买的美国在上市的中国公司都是通过 VIE 结构上市的。
华尔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奇迹与美国之间的桥梁。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公司在纽约的大宗上市强调了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影响力，同时让美国投资者从其增长中获利。
现在，中国限制此类上市的举动突出了北京和华盛顿对技术、数据保护和安全的未来的不同看法。随着在一系列问题上不信任的鸿沟不断扩大，中国和美国公司都可能被夹在中间。
据熟悉此事的人士称，在美国，IPO 银行家们在周末假期和周二争相了解来自中国的指令。一些人接到了愤怒的基金经理打来的电话，他们在上周滴滴的 IPO 中购买了滴滴的股票，却眼睁睁地看着该公司失去了一大块价值–截至周二中午，滴滴的股票比其 IPO 价格低 12%。
这些投资者心中的一个大问题。谁知道什么，什么时候知道？滴滴出行表示，它不知道中国监管机构计划将其置于网络安全审查之下，并在上市前禁止其应用程序的新下载。
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是滴滴出行的主要承销商。这三家公司都拒绝发表评论。
对于拥有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股票的 IPO 银行家和投资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新准则是否只是关于数据，或者它们是否代表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可能导致公司撤回在美国上市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冻结中国的 IPO 管道似乎是目前的状况。银行家们说，任何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都有可能被临时搁置。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设想中，在两国争夺经济和技术优势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家应该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商业利益之上。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拟议的措施是最新的建议，即中国政府可以在最后一刻行使其权力来阻止任何交易，以确保公司关于中国公民的数据不会落入美国手中。
在中国政府破坏了蚂蚁金服集团有限公司去年的 IPO 之后，数十亿美元的意外之财很快就变成了全球投资者的噩梦，他们发现自己被这家金融科技巨头的股票所困，但却无法很快得到回报。
「长期以来，由于[监管]制度的缺陷，与证券有关的犯罪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负责人易会满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谈到新措施。现在，「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其他非法活动正在增加，」他说。 「资本市场有这样的力量，稍有变化就会影响到金融运作的其他一切」。
根据 Dealogic 的数据，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公司从美国的 IPO 中筹集了超过 750 亿美元的资金。
即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加深，美国仍然吸引著希望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Marcum Bernstein & Pinchuk LLP 的联合主席 Drew Bernstein 说：」美国投资者对亚洲公司仍然有很大的兴趣，美国市场仍然是公开发行的黄金标准，其客户包括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华兴证券宏观和战略研究主管 Bruce Pang 说，这种审查特别针对前往美国上市的公司。他说，此举增加了压力，「不仅是对上市的科技公司，而且是对上市前的公司的估值。」
此举也是因为美国收紧了对在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的管理规则。国会去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由当时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文件开放给美国监管部门检查。如果连续三年不遵守规定，将导致退市。
长期以来，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让其美国同行例行查阅此类审计工作文件。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说，问题在于中国公司的审计信息 「可能涉及中国信息和数据的保密性」。
最新的指令可能有助于堵塞一个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该漏洞允许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在海外股票市场筹集资金，而无需在国内进行很多审查。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通常采用所谓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使他们能够灵活地在海外筹集资金。它们通常在开曼群岛等离岸避税地注册，这些地方不属于中国的法律管辖范围。
这使这些公司免于受到与计划在国内上市的中国公司相同的监管审查和严格的 IPO 审核。
此前，中国政府已试图弥补这一漏洞。它对证券法进行了修订，为涉及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执法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措施包括惩罚那些伤害中国投资者的海外资本市场活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执法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