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相和证据为政治立场让位，新闻已成为控制的手段

当我收到今年第四张电话卡时，送卡的快递员终于问：「你怎么又申请手机号啦？」

这句无心的问话，在我脑里乱震——我想到「小红书」「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上的「捉间谍」运动。我已经多次刷到这样的帖子：故事主人公与旧同学相聚，觥筹交错间发现，对方竟然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这种行迹实在可疑，于是他/她在网络上咨询广大网友，自己的同学是不是境外间谍，当不当被揭发出来。

举报之风泛滥的当下，一年申请多张电话卡，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吧。面前这位小哥为我派送了两年的快递，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亲切问好，但他会不会也担负着「监督」的使命或自觉呢？

我故作镇定，把提前备好的说辞从喉咙排出，声音却被紧张的情绪挤得皱巴巴：「我是做电商的，多些电话账号可以给自己的店刷数据。」快递员「哦」了一声，递过电话卡，又善意提醒我：「通信公司有规定，实名制下每个人的号卡不能超过五张。」我点头感谢他的关照，表忠心：「之前的号码我都注销啦，以后应该不会再申请新卡了。」话一出口，又有些懊悔，像是欲盖弥彰。

我当然不是间谍，也不是诈骗犯——后者手段高明，根本无须申请多个电话号卡。我，只是一位给墙内外媒体供稿的撰稿人。在中国独特的审查环境下，链接着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的电话卡号，俨然已是我们的「生存许可证」。

2019 年 3 月 1 日，中国北京，大批记者在新兴建的大兴国际机场采访。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多一张卡多一条命

2022 年 4 月，上海实施「全域静态管理」。人们被囚禁家中，上海同学私信我吐槽：「想买到吃喝用品，只能集体拼团、高价购买，还要防备居委会——他们认为买食物有感染新冠的风险。」

「饿死事小，感染事大」，带着愤懑，我找编辑报了选题。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有关部门就会秉持「丧事喜办」的从政原理，命官媒复制粘贴「中国人民状志成诚度过难关」的话术，掩盖这场降临在内地最大城市的惨剧。我想赶在这之前，给未来的「太平盛世」留下一份备忘录。

但 2022 年，健康码、行程码、「层层加码」限制了人们的地域流通。记者要去上海实地访问，想都别想。但这也不全赖新冠。我在编辑部微信群组里，经常看到某某记者去现场调查，结果被警察架去拷问的消息。

在这样没有现场的采访环境中，「微博」成为内地记者最偏爱的约采平台。微博上入驻了官方机构与个人用户，每人都能在公开「广场」里发些声音。我打开微博，搜索「上海封城」等关键词，寻找过程出奇顺利，封控家中苦等食材和药物的案例轮番登上热搜话题。我赶在这些帖子被删除前，一一截图，再挨个私信这些控诉的上海居民，发送采访邀请。

半天过去，没有收到一条回复信息。我再次登陆微博，想多发送些约采邀请，登陆页面却弹出红色警告：「您已被禁言」。我错愕在原地，思来想去，参不透到底触及哪些敏感话题。我私信微博客服，询问封禁缘由和解封时间，可「人工客服」只来回循环一句话：请您规范使用账号。

自 2015 年中国施行「网络实名制」规定后，大多数网络平台的账号都与实名电话牢牢绑定。那张在每个社交平台只能注册一个账号的电话号卡，不但维系我们在现实世界的联络，也是在赛博世界的唯一通行证。

别无他法，我决定注销这个用了多年的微博账号，再重新申请一个新的账号。但点进注销页面，又看到页面提示：「您的账号存在异常，临时无法注销。」——这竟然是个连环死局。我不再相信客服，自己去寻找原因。网络上类似的咨询帖并不少，有位行业内部人士猜测：「账号无法注销，是怕你犯事之后卷土重来，彻底断绝这个手机号码在平台上重生的可能。」我未来得及翻白眼，又被他写下的下一行字震倒：「封禁账号同时也是为了保留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做得真绝。

我申请了一张新电话号卡，用来注册新微博账号。在发送约采邀请前，我把「上海封城」与「购买不到食物」这些潜在敏感词删除，终于顺利联系到了受访人。稿件刊出一个月后，我偶然发现，之前被禁言的微博账号又能正常发言了。解封和封禁一样，来得悄无声息、全无提示，就好像从未发生过。

之后半年，我又解锁了一些和微博账号管控有关的新花样。

某次，我的微博账号转发了某些敏感内容，遭到封禁。我又买来一张新的号卡，很不巧，这张卡是回收的，之前的数据未清除干净，还能登入上一位号主的微博账号，那个账号也被封禁，无法正常应用，不能注销。

登陆微博后，原号主发布的微博、私信都直白铺陈在主页上。这些赛博数据催生出我的无限顾虑：当我注销了自己的电话卡，下一位号主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我的约采邀请？顺藤摸瓜知道我给「境外媒体工作」，我会不会被举报为间谍？

于是，我试着删除自己微博上的聊天私信记录，却被系统提示：您的账号异常。也就是说，一旦微博账号被封禁，不但无法注销重来，以往留下的私信、帖子、点赞也都抹不去。我只好前往电话公司，为这张流入我手中的二手号卡办理停用。至于此前我被封禁的号卡，我每月按时充值话费，保证它不被停用，也就不会再次流入市场。之后，我联系了垄断通讯市场的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平台，询问怎样才能申请到还未使用的新号，官方的回答使我明白，平台销售的新号码都绑定根本用不到的促销活动，要照例全收，全部买下。

我每次通过微博约采，都会咒骂平台毫无边界的审查。可我离不开它，出于「帖子发布后都会被推送到公开广场」的算法设置，这个山寨 Twitter 的社交媒体在新闻议题上引起的网民讨论度，是其他平台比不了的。

不过，随着选题的推进以及和同行的交流，我发现，单单警惕「微博」是远远不够的——作恶的不只是「平台」，还有系统中被培植的「环节」。

政治立场重要过新闻性

2022 年年底，中国政府发布「新十条」政策，为高压的疫情管控松绑，可后续治疗措施却未跟进，感染新冠后买不到药物的人们遍「网」哀嚎。

2022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北京，一名健康检测人员拿着用于核酸检测的瓶子。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接过这个选题，很快联系到一位愿意接受访问的人。对方二十出头，虽然自己得病后很快转阴，家里有基础病的老人却挨不过新冠猛击，于是她发动全家高价购买「瑞辉」药。这是很「合适」的受访者，她的经历可以展现出药物供需失衡导致的买卖乱象。初始沟通也很顺利，直到记者自报家门。对方一改话风，斩钉截铁道：「我爱中国，就算特殊时期买不到药，我也是中国人，不能让你们这些境外媒体抹黑我的祖国。」接着她把记者拉黑，并截图公布聊天记录，提醒关注她社交网络的粉丝「避雷」，小心「间谍」。这件事提醒了我，或许之前我的微博被封禁，不是因为平台的自查，而是其中一个或多个收到我采访邀约之人的举报。

那是在 2022 年，从贵州大巴车坠亡到新疆高层住宅失火，过度防疫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迭出。网民总结：「时代的一粒尘，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有位微博博主提及闺蜜在贵州大巴车上遇难，众人纷纷安慰她。可没多久，积累了许多粉丝后，她又发布一张聊天截图：一位外国记者发起约采，被她破口大骂，称中国的事不让「美国狗」操心。评论区为她鼓掌欢呼的不在少数。我本以为，感受到那座「山」的压迫后，人们会舍弃空头支票一样的「爱国不需要理智」的理念，可未曾想依然满地粉红。外国媒体不报道，难道还要靠被勒住脖子的中国媒体去质询？

我的记者朋友只是被骂，没有被封禁，很快她就申请注销了账号，从头来过。但我们都心有余悸，怕被秋后算账。我们不怕平台，而是怕凌驾于平台之上的那道隐形大掌。秋后算账的例子我也见过，一位朋友提起，白纸运动中，有人只是去北京亮马桥凑热闹，并未真正参与移动，依然在数月后被带走问话。同一时间，北京各地出现许多警察，拦路检查行人的手机上是否安装了境外软件。

最关键的是，平台注销页面的须知明确提到，注销账号，并不意味着能逃避此前在该平台的言行触发的法律责任，相关部门索要信息时，平台会配合给予。以前，我或许以为这只是虚张声势。但有了这两年的经历，我却不得不被震摄到。内地的社交平台有摸不清路数的审查机制，我们只能含糊地以「他们」来指代网警或是再高层次的部门。也有人开玩笑调侃：「他们的报复只会迟到，从不缺席。」

言语嘲讽掩盖不了大家的绝望共识：个体层面的主动举报与社交平台的严苛审查，一脉相承、环环紧扣。这一切，都来自于官方的规训。

我们只能足够小心。除了频繁申请电话卡，意识到苗头不对就及时注销账号，还要悉心观察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判断他们的立场。我自嘲，寻找受访者的重要决定因素原本是和真相、证据高度相关，现在却要为受访者的「政治立场」让位。但这种小心翼翼，的确是必要的。

2022 年初，我在微博刷到一则热搜：手游《王者荣耀》合作画师涉嫌「侮辱女性」，女性玩家们联合抵制。我简单了解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女性玩家为了维权，找到腾讯客服与游戏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举报、投诉游戏厂家。但结果是，涉嫌侮辱女性的画师的作品，自始至终未受到影响，同时期的另一款皮肤道具却因为「游戏角色驾车时未戴安全帽，会误导未成年人」被紧急下架。

我不认同「举报」，但在女性呼声得不到重视的中国，批评她们维权的方式不够精准，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道德绑架，同时也是在模糊重点，就好比 19 年的香港抗议潮，内地媒体拿着孤例批评香港青年太偏激，却丝毫看不到他们的政治诉求。

2021 年 9 月 14 日，中国北京，国内#MeToo 运动领军人物周晓璇，就针对央视著名主持朱军性骚扰案，开庭前向记者发表讲话。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选题通过后，我在微博上联系到参与抵制移动的女性玩家。申请添加好友之前，我鬼使神差地点进了对方的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主页。后来很长时间里，我都很庆幸这个「下意识」的举动。

每滑动一栏，我就心惊一下：这位女性转发了许多和中国艺人张艺兴有关的动态。张艺兴是靠「爱国」人设吃饭的歌手，他曾在电视台公开问主持人：国家能不能多收他的税，这样国家就有钱了。甚至他的微博头像贴图，都是呼吁台湾回归的宣传图。

我安慰自己，追星会令人蒙蔽双眼，但很快我刷到她去年 4 月的一条微博：「我们是封在家里买不到饭了，但有些人也没必要攻击我们的防疫政策。」网络平台发帖会显示当前所在地，她的 IP 显示，当时，她正在上海。看到这里，我不再犹豫，立刻表示选题已结束。「举报」是粉红们惯用的伎俩，若她查到我供稿的媒体，还不一网打尽？

我联系到的另一位受访者小 A 则也是「政治审查」必要性的案例。2021 年，《王者荣耀》曾与奢饰品公司博柏利〔Burberry，内地多译为「巴宝莉」〕合作，推出一款皮肤道具。小 A 对这次的联名皮肤格外期待，但当时正值「新疆人权问题」发酵，内地网友找出了曾签名抵制新疆棉的国外公司名单，博柏利赫然在列。小 A 在《王者荣耀》官方微博下呼吁与博柏利终止合作。

没过多久，热点淡去，那些曾被视为抵制新疆棉的国外品牌依然在中国销售得红火，告吹的只有那款皮肤道具。但小 A 毫不在意，觉得「皮肤没了就没了」，自己坚守本心，做的是正确的事。两个月后，官媒「共青团中央」发布「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的微博，十分关注女性议题的小 A 大失所望，她说：「以前看到这些辱华品牌，我都会抵制，现在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听到这里，我知道，这个采访是可以正常进行了。至少，我不会被举报。从她这里，我联系到了多位受访者，选题也就顺利完成了。

「润」学报道也润不出去

如果用一个字为 2022 年做总结，我觉得是「润」。这是英文单词 run 用汉语拼音改读后对应的字。这一年，许多人打算移民；有些人虽然还在「墙」内，思想早已出走。

编辑找我商量，做一期「年轻一代的润学」报道。相比中产阶级为了下一代的教育或者自身工作而移民，年轻一代的功利性并不太明显，他们或许是为了「政治立场」等精神层面的因素而润。

我当时被封家中两月，心里也隐约有「润」的计划，于是和编辑一拍即合。除了向同龄人取经，我也想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来「发现」自己。

我联系到的受访者，有些天生敏感，捕捉到一些「先兆」。有人说：前些年，自己喜欢的歌手因为政治立场被封禁，她觉得，一个连歌都不让听的地方，是没有未来的。还有些让是在这些年的信息冲浪中，动摇了原本「坚不可摧」的「粉红」理念。

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媒体同行，读大四时，她到北京一家媒体实习，偶然听到同事聊起「六四」。在内地严格的信息防守下，她此前并不清楚这个词的具体含义，跟不上讨论。回到办公室，她立刻打开 VPN 搜索关键词，带着点心虚——担心被同事看到，也担心被数据检测到。其实她一直知道「墙」的存在，但她从未真切感受到打破这堵墙的必要。

就在那之前半年，她还参与过「帝吧出征」：有位台湾艺人在录制韩国节目时举起中华民国国旗，称自己来自台湾。这段视频被发到内地互联网后，引起了网友的口诛笔伐。2016 年 1 月 20 日，百度贴吧中关注人数最多的「李毅吧」发起了「圣战」，集体翻墙来到 Facebook 刷屏留言。她为这种「正义出征」感到莫名激动，此前的二十年里，她接受的是一种「统一」教育，祖国是「统一」的，思想也是「统一」的。她无法忍受「台独」，更无法忍受「不认同一个中国」的理念被带到国际视野中。但从那天首次在「墙外」软件搜索「六四」开始，她意识到，主流叙事也许不等同真实，它掩盖了每个个体或群体的思考与遭遇，一个体制，或政党，并不代表整个国家。

在媒体实习，通过记者的文字，更多丰富的人生传递到她的视线中。当视角从「国家、大局」转移到具体的「人」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思想：「自己是纳税人，政府是服务于我们的。」她开始主动去获取一些信息，翻墙查阅那些在内地社交平台上消失的议题。但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却在不断收缩。2017 年后，她敏锐感觉到，媒体以前常报道的「性少数」话题被严格限制了，一篇都不能再发，随后五年，消失的话题越来越多，她也记不大清楚，它们具体是在哪个时间节点、因为什么原因消失的了。她下定决心「润」的那天，在地铁上，她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的消息，刷到「取消换届制」那一行，突然泪流满面。

2013 年 3 月 14 日，中国北京，一名记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用手机拍照。摄：Feng Li/Getty Images

那个选题里我采访的大多受访者都是如此，她们或许多年前都是蒙昧的，可一旦开眼看世界，就回不到过去那种状态中了。看不到在此地坚持的希望，才会背井离乡，追求新的乌托邦。而所谓希望，也不只是经济层面的「生存」，更是精神层面的「活着」。

我为这些经历而感慨与感动，个人遭遇折射出我们所处时代的变迁。初稿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字，正要进入审稿阶段，却得知，给我介绍了多位受访者的朋友，因为某些事情被请去警局问话。进了警察局，我们过往的聊天记录一定会被严格审查，他为我介绍的许多受访者也都是各自的微信联系人，若是稿件刊出，他们势必会受到影响。

我犹豫良久，还是和编辑申请稿件停发，她知道我为此付出许多心血：受访者分布在世界各地，今天我要凌晨三点起床，明天也许会是早上八点，休息不到两小时，又要接着采访。生物钟适应不过来，就只能躺在床上干瞪眼，挨到下一个时间。现在要撤稿，编辑安慰我，以后也许还可以找个时机刊出，我谢过她的好意：新闻热点就在一阵，过去了就过去了。

记载「润」的报道，本身却「润」不出去，黑色幽默。那之后的两周，我魂不守舍。不只是因为丢失了一篇可以写在简历里的作品，也不只是为一笔稿费，而是对未来的希望荡然无存了。为这家媒体写稿后，我以为真的可以享受到「新闻自由」的乐趣，可体验时效不过月余。

希望覆灭的无助感，让我陷入了「悲剧重演」的怪圈。几年前，我还在一所高校的校媒做学生记者，或许是因为学生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有限，学生媒体在报道议题上的自由度，反而要高过社会媒体。当时中国正掀起一阵 ME TOO 浪潮，从北京电影学院的阿廖沙开始，许多学生陆续在社交平台说出在校期间受到性骚扰的案例，这也引起了学生间的抱团取暖，纷纷建言要求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学生们一呼百应，将建言行动从北京一隅推到全国各地高校。与此同时，建言者却被学校与警方联合打压，有些被勒令退学回家，无法完成学业，有些甚至被拘禁。

我和同伴联系到多位当事人，记录下她们如何遭到打压又坚持建言的全过程。虽然还是学生记者，但那时我已学会「自我审查」，这是从其他同行那里学来的。2017 年年底，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许多校媒同行前去报道，其中一家的报道很快被删除，另一家却留存了下来。我们仔细对比，发现留存下来的那篇写得比较克制。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虽然自我阉割会失去很多重要信息，但「活下来」，才能保证信息的流通。

就这样，一万字的初稿硬生生砍到了五千字——但即使已经删掉了重要信息，这篇稿依然命运多舛。

改稿阶段，我将稿子发送到了编辑部的微信群组中，半天未得到回应，我私信编辑，怎么还不审稿，可对方却说根本就没收到稿件。我以为是网络信号不好或者账号出了问题，实验多次才明白，是文件名中「性骚扰机制」这个词被微信识别，文件被屏蔽，没有发送出去。我于是修改文件名，改用邮箱发送，这才送达编辑那边。

但接下来的发布又是难题。起初，我们想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刊出，但刚发出，就被提示：「经过投诉，此文不符合相关法律条款，临时无法查看。」我和编辑团队从微信后台打开「草稿箱」，想重新修改刊出，但发现这篇文章在微信后台直接被删除了，根本无法再查阅。

事情在这里还不算完，半年之后的一次参评，才将它推到了「黑色幽默」的高度。内地高校不会给学生媒体资金支持，想印张报纸，都要靠编辑部自掏腰包，更别提外出采访的经费了。为此，前辈们也琢磨出许多搞钱的方法，比如参加一些比赛。而香港的比赛奖金最高，能拿到上千元。

我们把那篇关于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报道也投了出去，但不报什么希望，毕竟它被阉割了太多信息。可没多久，我们就从主办方那里收到一封邮件：这篇报道入围最佳报道奖。根据这个奖项规则，入围即获奖，颁奖现场揭晓冠亚季军。

我心里五味杂陈：一篇在内地屡屡封禁的报道，却在香港得到了重视。不愧是香港。也许是受到 TVB 剧和粤语歌曲的影响，我自小对香港有着天然好感。那不只是繁华大都市，而是代表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通过夹带 TVB 配音腔的「女儿当自强」和「你有权保持沉默」，我得到了关于独立、平等与民主的一点点微弱的文明启蒙。

我满心期待，连着几天都幻想着颁奖现场的场景，猜测会不会是冠军。还提前做好旅游攻略，计划要打卡旺角油麻地，在「重庆大厦」拍下王家卫同款剧照。但现实给我一个猛击——校方得知报道获奖，要求我们退出评选，不然就考虑关停我们的校媒。为了维持校媒正常运作，我们只能发送邮件，含糊其词：此篇报道与内地主流报道方向有异，故退出评选。

颁奖那天，我盯着屏幕里的现场直播，心中无限遗憾，明明这份荣誉也该属于我们。此后我不断回想，若是那次不听学校的，私自前往领奖会怎样？隔年，另一家校媒同行给出了答案，他们前往领奖后，那家曾获得无数荣誉的学生媒体被他们的学校关停了。

内地作为一种处境

「润」学事件后，我缓了两个月，攒回一些斗志。我想做些此前在校媒很想报道却无法报道的议题，比如跨性别女性。内地对性少数者向来排斥，跨性别女性更是处处碰壁：她们的需求被排除在医疗系统外，买不到含有雌性激素的药物；一旦进行性别置换手术，此前获取的学历都会通通作废。最绝望的是得不到认可，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中国父母，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本应「传宗接代」的儿子突然变成女儿。大环境与小气候的共同打压下，跨性别女性的自杀比例高得出奇。

选题磨了半年，期间，每次编辑询问进度，我都心有不安，但我的确有苦衷。很多跨性别女性仍在国内，有的读大学，在学校住宿，有的年纪小，还在家中。她们能翻墙使用 Twitter 等平台，但不太愿意接受语音连线，怕被家人和同学发现。有些跨性别女性走得远些，已经到了世界各地，但她们为移民身份往往学业、工作连轴转，采访时间只能靠挤。若是语音通话，两个小时就能搞定一个采访，但改以有一搭没一搭的文字对话，时间就被无限拉长。

其实在有些内地媒体做报道，也可以容易得多，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有些问题根本就不必向受访者提起，更不用写出来。媒体懂得自我审查，有些稿子在选题阶段就及时毙掉了。可为何还要在外媒写这种不讨好的选题？大概是一种不甘心。苍茫大地从来不缺新闻，但缺少「看见」与「说出」的管道。一个能说能写的空间，对于创作者来说，无异于救命稻草。

2022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北京，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外进行报道。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事实上，内地仍有多家坚持的媒体，虽残喘，依然能发出些声音。但我接触了之后却感觉，它们面临的掣肘是难以忍受的。那不只是审查，而是审查引发的连环效应。

2021 年 7 月，郑州突发暴雨，水流倒灌地铁，多位乘客不知所踪。一家媒体联系到我，想请我以此为题做篇报道，按字数计稿费。我对这种合作方式轻车熟路——经费不足，许多内地媒体其实都不再大量聘请记者，每当有能做的选题的时候，就联系特约作者去采访撰稿。

前两年，我写出了多篇报道，但在这次的选题上，却直观被这类合作方式的弊端打了措手不及。编辑联系我时，已经有其他媒体前往现场并刊出了报道。其实联系我的媒体也想第一时间刊登报道，但他们联系的上一位特约作者临时有事，无法继续这个选题，只能另找他人，一来二去消磨了许多时间。若是早些年，媒体有许多编制内的记者，是不会遭遇这一窘状的。

编辑建议我通过网络平台寻找受访者，他也会助我一臂，在郑州当地再联系一位媒体人，现场采访。以此，节省出行住宿的花销。但忙了半天，那位媒体人也临时有事，终止了合作——这种合作没有合同，只凭藉人情合作，编辑连怨言也未发，只能把希望全发托给了我。

可我无能为力。当时事情已经过去三天，大量媒体发回了一手报道，都是关于遇难者家属的访谈——别的方向，是做不出来的，外媒眼里司空见惯的对政府部门的质疑，对内地媒体而言是天方夜谭。我联系到的遇难者家属已经接收了上百个采访，相同的问题回答了一遍又一遍，我实在不忍心打电话再去问她那些会引起二次伤害的细节。

编辑催了我两次，我终于下定决心，说出难处，不想继续这个报道了。我始终认为报道的意义在于传递给大众有效信息，媒体们做了那么多相似报道，再做也是无用功。

我心中对这个未竟的选题没什么遗憾，只为内地媒体的处境感到悲怆。如果媒体有足够的收益聘请到专职记者，如果媒体能拨出经费在当天让记者赶往现场，如果媒体不会面临如此猛烈的新闻审查，找出其他报道角度，那这篇报道都有可能发出来。

这不仅是媒体的问题，而是媒体所在环境的问题。朋友圈里，总有人感叹：现在的媒体对某些选题的追逐总是高度重合，不做调查报道，反而还推崇起了动辄万字起步，像小说一样的「非虚构」。我还是没忍住，评论了句：其实都是迂回战术。我和编辑探讨过，香港媒体每篇报道字数远少于内地媒体，力度却不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2019 年以前的香港媒体无需面临过多新闻审查，写作时能正中靶心，内地媒体想说出些东西，要把它夹在大段废话里，才可免除被封禁的命运。

那家邀请我写稿的媒体，专业水平过硬，我想，他们在任何一个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其实都能活得滋润。为此，我总是不忍心苛责内地媒体，他们做的太多，得到的太少，仍坚持报道，真的仅仅依靠那一份不值钱的新闻理想。

但有时，我也会怀疑在此地做新闻的价值。每当刷到微博上的所谓「反转」类热搜，评论区就多是对媒体的污名和对记者的咒骂，每当有一点信息失实，就有人在评论区@人民日报等官博，要求封杀那些走狗媒体——这或许是在言论审查严重的内地，人们唯一能肆意攻击的东西了。

真相如此昂贵。

我从前总觉得，真相是因为稀缺才显得昂贵，但是看看如此稀缺真相却依然轻视真相的此地，那句名言，好像又地域性地失效了。